我于1938年出生于西安，家住钟楼以北的武庙街，即现在的西一路，与易俗社斜对门。听大人说，1926年军阀刘振华围西安城八个月，城中饿殍遍地，那时我一家大小，祖父、我父亲一家、叔父一家二十多口人都在西安城内，叔父从德国回来被阻在东城外，见不了昼思夜想的亲人，放声大哭一阵折程返去。守城的杨虎城将军和我叔父有深厚的交谊，曾派兵士给我家送过几次洋面。当时我父亲是易俗社的社长，社里还有一百多口子人哪，由于父亲的努力，解围时易俗社没有饿死一个，这是很不容易的，之后为了表彰父亲的功劳，易俗社就奖励给他这一院房子。

我出生适逢抗日战争期间，正如前几年连战访问时说的：日本飞机轰炸重庆，返回时路过，把剩下的炸弹往西安扔一扔。虽有些轻描淡写，但也警报频频，我被大人抱着跑到易俗社后花园的防空洞躲警报，回来时要到街口向钟楼望望，看楼角上挂的灯笼。两个红的就是危险四个白的中，就是没事儿了。

1949年五月西安解放，这年我十二岁，和家里大人一起在东大街看解放军入城，看到“将革命进行到底！”的标语，我兴奋地告诉父亲：“解放军是在搞革命呀，这是好事情呀！”父亲也很高兴。我的祖父和父辈都是陕西省第一批同盟会会员，深知革命的意义，我一家人和全国人民一样喜庆解放。

进西安的是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，有部住在东大街“西北大旅社”，和我的学校隔着街道，斜对门，有三位搞宣传的战士到学校来要给孩子们教扭秧歌，潘校长很客气地把下午课外活动的时间让给他们，我每天着魔似的往学校跑，跟解放军学秧歌，学唱革命歌曲，接着就化了妆，敲锣打鼓到东大街宣传党的政策去了。“打土豪，分田地” “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”等等。

不久，政府工作人员来我家要买我家的房子，改建成西一路小学。那时的父母多么拥护人民政府，没费多少唇舌就接受了政府给的价钱，全家迁居到骡马市街，从东大街的北面迁到它的南面，但依旧与东大街紧邻。东大街是我们全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